近年来，创新的免疫疗法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与传统的化学疗法不同，将T细胞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使它们能特异性对肿瘤细胞产生细胞毒性，与之相关的成功案例令人震惊。然而，仍有许多问题——包括疗效不足、自体来源不足、副作用大、价格高——从而限制了临床上的使用。
CAR-NK细胞是一个有希望的替代方案，它具有独特的细胞毒性和最小的移植物抗宿主病风险。在本文中，我们回顾了CAR-NK 细胞领域的可能来源、开发技术、潜在优势和面临的挑战。
嵌合抗原受体工程 T 细胞 (CAR-T) 的免疫疗法彻底改变了复发/难治性 B 细胞恶性肿瘤的治疗范式。但尽管如此，自体T 细胞的使用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收集的效应T细胞质量的异质性、细胞处理时间较长、可用的CAR细胞数量有限、以及成本高。
考虑到在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和针对实体瘤及血液恶性肿瘤的过继性细胞疗法中的抗肿瘤作用，NK细胞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替代品。NK细胞有不同来源，可通过脐带血、外周血和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获得。它们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同种异体应用而不会产生重大的毒副作用。然而，大多数关于CAR-NK细胞的报告都处在临床前或早期临床试验阶段。事实上，NK细胞可能更难以设计，需要优化扩增和转染方案，使其标准化。此外，它们在输注后的疗效的持久性也是一个难题。
随着利用其细胞溶解能力、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 (ADCC) 和细胞因子诱导制造CAR-NK细胞的最新进展，“现货”同种异体CAR-NK细胞有望在癌症治疗中大放异彩。
自然杀伤 (NK) 细胞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淋巴细胞，被认为是先天免疫的一部分，占淋巴细胞总数的10%至15%。它们在恶性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的免疫监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NK 细胞主要通过细胞毒性发挥作用：通过分泌穿孔素/颗粒酶以产生“天然”的细胞毒性诱导细胞凋亡，以及 FasL（Fas 受体的配体，或CD95，肿瘤坏死因子）或TRAIL等因子的表达(TNF相关的凋亡诱导配体)，通过激活死亡受体诱导细胞凋亡；还有由 Fc 受体 CD16 (FcγRIII) 介导的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 (ADCC)。
此外，NK细胞产生许多细胞因子，最显著的是干扰素γ和TNFα。由于其卓越的裂解能力，以一种不依赖抗原的方式进行预激活，所以引起不良反应的概率较低。事实上，NK细胞的活性是由激活和抑制信号的复杂整合来调节的——是它们表面上的众多受体与靶细胞表面上的不同配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总和（图1）。
NK细胞有两个亚群组成，CD56 dim 和 CD56 bright NK 细胞，由其CD56的表达强度而定义。CD56 dim细胞约占血液NK细胞的90%，具有很强的细胞毒性，主要表达CD16。CD56 bright NK 细胞占循环血液中NK细胞的 10%，但主要存在于淋巴结和一些其他器官中，它们的CD16表达较低，细胞毒性能力低于 CD56 dim，但具有强大的增殖潜力。这些特性和功能上的差异对于增强NK细胞在细胞治疗中的使用和操作非常重要。
图1. NK 细胞的细胞毒性：激活和抑制之间的平衡。
无论使用何种化疗或放疗方案，许多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仅靠化疗和放疗仍是无法治愈的。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当今大量血液癌症的唯一治愈选择。在同种异体HSCT中，主要目标是用同种异体供体的正常造血功能对患者的免疫系统进行代替。供体对受体的免疫系统反应称为移植反应。这种反应，简称 GvL，表示移植物抗白血病/淋巴瘤，能够消除患者体内残留的恶性细胞，并在较长时间内控制血液恶性肿瘤。这种理论上理想的解决方案的主要挫折是严重的副作用：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供体的免疫系统——本质上是同种异体反应性T淋巴细胞——攻击宿主的健康组织（尤其是皮肤、消化道、肝脏和肺，但任何器官都可能受到影响）。为了限制严重 GVHD 的风险，大多数同种异体 HSCT 是由 HLA 相同的供体进行的，因此供体和受体之间的 HLA 需完全匹配。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激活来自供体的单倍体NK细胞。事实上，受体白血病细胞表面的某些I类HLA分子（=KIR配体）可能不被供体NK细胞上的抑制性KIR受体识别。这种现象被称为 GVL NK效应，由 KIR/KIR配体错配介导。
这一概念已在先前的研究中报道，通过这种错配来发挥抗白血病作用，尤其是在 AML 环境中移植了半相合供体的患者中[7,8]。然而，同种异体 HSCT 后同种异体反应性 NK 细胞的这种抗白血病作用是有争议的，一些研究显示出相互矛盾的结果。毫无疑问，具有重要可塑性的 NK 细胞会适应其环境或存在移植后成熟延迟，从而降低其效力和细胞毒性 [9,10]。尽管如此，即使NK细胞的体内作用不如T细胞的作用那样得到了充分证明，但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半相合HSCT的发展有助于阐明这一特定淋巴细胞群，并进一步利用它具有巨大的抗肿瘤细胞毒性的潜力 [11,12]。
迄今为止，同种异体 HSCT 是最古老和最常用的抗白血病免疫疗法。然而，它确实构成了一种激进的（接受者的免疫系统被破坏并被捐赠者的免疫系统取代）、非特异性、非靶向免疫疗法，这解释了它的主要毒性——尤其是GVHD风险，在中断细胞移植后数月或数年对患者的免疫系统仍有持续影响。嵌合抗原受体 (CAR) T 细胞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彻底改变了细胞抗肿瘤免疫疗法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CAR是一种将常规T细胞，经过基因工程改造以表达靶向抗原的特定受体。这种嵌合受体由能够特异性识别靶细胞上抗原的免疫球蛋白 (scFy) 的细胞外单链可变片段、跨膜结构域和用于信号传导的细胞内结构域组成，由细胞质 CD3ζ 信号传导组成使 CAR 的激活独立于 pMHC（第一代 CAR）的结构域，其中注入 CD28或4-1BB共刺激结构域以增强机械转导（第二代CAR），或结合两者（第三代 CAR）或与另一个转基因相关的单个共刺激结构域以提高细胞因子的表达，从而促进 CAR-T 细胞效应器能力（第四代）。EMA（欧洲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已批准在R/R DLBCL[20] 中使用axicabtagene ciloleucel和 tisagenlecleucel，以及在患有B-ALL的年轻成人中使用 tisagenlecleucel。其他自体抗CD19或抗BCMA CAR-T细胞可早期用于成人ALL、滤泡性NHL和骨髓瘤。
通过这些创新的新疗法，可以观察到40-60%的患者的长期反应，这些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通常约为6个月，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些难治复发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格局 [21 , 22 , 23]。然而，CAR-T疗法在使用上仍面临诸多障碍和实际问题[24]。
（1）CAR-T细胞是从患者自身的自体细胞发展而来的，在淋巴采血过程中收集到的T淋巴细胞的质量以及获得的产品的异质性（如效应能力、活力、扩增能力、T细胞衰老和耗竭），本质上是由之前的治疗引起的，也是患者的免疫系统状态所致；
（2）从收集到生产过程的这些障碍使制造过程费力、漫长且非常昂贵；如今，在美国，单个B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 CAR-T 细胞治疗费用平均为 373,000 美元。Prime Therapeutics 使用真实数据进行的一项新研究发现，总成本平均超过 700,000 美元，在某些情况下，CAR-T移植后续费用可能超过 100 万美元。在法国，在社会保险涵盖CAR—T手术的全部费用的情况下，CAR-T 治疗的价格约为 350,000 欧元，不包括住院和辅助治疗的价格。CAR-T 细胞的生产和输注之间的延迟可能达到2个月，这对于患有难治性不受控制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患者来说太长了。
（3）此外，注射的抗CD19 CAR-T细胞有其自身的毒性造成的副作用——最常见的是炎症与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CRS) 或神经和血液损伤（例如，血细胞减少症，有时可能持续存在）的发展有关。最后，CAR-T治疗后抗原靶点的丢失是一个重要的复发原因，尤其是在CD19 B ALL中[25]。
其他基因改造——例如TCR抑制或引入自杀基因——是必要的；一些研究人员甚至尝试使用没有排斥或GVHD的双阴性CAR-T 细胞 (CD4-CD8-) [26]。一些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以测试这些同种异体CAR-T 细胞（主要用于 B 型恶性肿瘤）与通常的氟达拉滨-环磷酰胺 (FluCy) 淋巴耗竭，其中添加了阿仑单抗以降低免疫排斥的风险。该工艺增加了CAR的毒性特征，却随之增加了免疫抑制甚至长期发育不全的风险。在 UCART19 小组最近的一项试验中，在使用或不使用阿仑单抗的FluCy调理后，将基因组编辑的、供体来源的同种异体抗CD19 CAR-T细胞给予患有难治性 B-ALL的成人和儿童。只有接受阿仑单抗的患者表现出扩张和抗白血病活性，输注后28天的CR率为67%，但主要代价是高毒性[27]。今天，同种异体CAR-T细胞最常见的用途是作为同种异体 HSCT 的桥接——尤其是在AML和髓系肿瘤中。
NK细胞的活性完全独立于抗原和HLA；它们可以从不相关的同种异体HLA不相容的供体中获得。供体NK细胞和受体肿瘤细胞之间的这种HLA不相容性可通过 KIR/KIR 配体错配促进NK细胞的抗肿瘤同种异体反应（见第1节）。有趣的是，与同种异体T细胞不同，NK细胞不会引起任何GVHD。这种现象的原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激活剂受体可能是关键。健康的非应激（例如，皮肤、消化道）宿主组织在其表面上不存在应激诱导的配体，从而使它们免受NK细胞毒性的影响。在 HLA不相容的小鼠HSCT模型中，供体NK细胞甚至通过破坏受体的抗原呈递细胞对GVHD发挥保护作用。这种对接受者免疫系统的影响可以促进移植并使同种异体NK细胞不易受到免疫排斥的影响。
“现货”的同种异体NK细胞在从实验室到床旁的效率，以及成本方面呈现出巨大的优势 [24 , 28 , 29] (表1 )。尽管CAR-NK细胞具有所有这些优势，但仍存在一些局限。
（1）首先，它们在体内的存活时间相对较短，约为1-4周。在难治性AML患者的家族性半相合供体的短期（12-16 小时）IL-2 激活 CD3-CD56+NK细胞的临床试验中，表明用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清除淋巴对NK细胞的扩增至关重要，并且IL-15的存在是扩增和临床反应的预测因素 [30]。NK细胞的体内扩增也需要体内施用IL-2，具有显著的毒性作用。在CAR-NK细胞的构建中加入细胞因子转基因（如 IL-2 和 IL-15）具有改善扩增效率和持久性的潜力 [28]。
（2）其次，血液中数量有限的NK细胞需要离体扩增技术，以便在收获后使用单采术获得必要的剂量。已经研究了用于离体扩增和激活NK细胞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用细胞因子（主要是 IL15 和 IL2）培养数天（通常为14 天）。IL-2是必不可少的，目前用于促进同种异体NK细胞递送后的NK细胞扩增，而IL-15在NK细胞发育和体内平衡中起关键作用。一些报道中使用饲养细胞如Jurkat T淋巴母细胞或Epstein-Barr病毒转化的淋巴母细胞系 (EBV-LCL) 大规模扩增NK细胞。K562 是一种白血病细胞系，经过基因改造，可表达膜结合形式的IL-15和4-1BB(CD137L)。最近，K562 细胞已被设计为表达膜结合的IL-21和CD137L，展示了一些有趣的结果。
关于哪种方法最适合NK 细胞的高效扩增仍然存在争议，有研究发现K562饲养细胞能够诱导强劲和持续的增殖（培养3至5周后扩增100至 >10,000倍）[31]。
（3）第三，NK细胞改造有一定难度，对细胞凋亡高度敏感且基因表达水平低。目前，将基因引入NK细胞的最成功的替代方法是通过电穿孔快速瞬时表达，或通过病毒载体持续但低表达。因此，转染方案的优化仍然是开发CAR-NK疗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32]。最近，在离体扩增环境中对原代人自然杀伤细胞的慢病毒转导进行了改进。优化基因工程NK细胞方法将促进CAR-NK细胞的广泛应用 [33]。
（4）最后，肿瘤微环境 (TME) 降低了血液恶性肿瘤中NK细胞的代谢活性，构成了增强NK细胞抗肿瘤作用的重要障碍[34,35]。与掺入IL-15的方式相同，使用编码趋化因子受体的转基因可以促进CAR-NK在肿瘤部位的运输。与抗PD1/抗PDL1等检查点抑制剂联合使用有助于克服TME的抑制作用，从而释放CAR-NK细胞的全部潜力。这种效果在小鼠模型的临床前研究中似乎是成功的，但仍需要在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得到证明 [36 ,37,38]。还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被CAR细胞阻断的检查点的大部分数据都来自CAR-T细胞的经验，而对CAR-NK细胞的经验很少。
自体 CAR-T 细胞和同种异体 CAR-NK 细胞的优缺点比较
同种异体CAR-NK细胞的一个主要优势是随用随取，这依赖于良好的冻存工艺，随后才有可能从特定的细胞源产生大量的同质批次。许多NK细胞来源已被用于生产同种异体CAR-NK细胞。
NK-92细胞系
NK-92是一种白细胞介素2依赖性、EBV 阳性自然杀伤细胞系，来源于一名患有快速进展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的 50 岁白人男性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它们具有高度细胞毒性。它们的表型包括激活受体 NKp30、NKp46和NKG2D。有趣的是，NK-92表面上唯一的抑制性受体由 ILT2、CD94-NKG2A（识别HLA-E）和表达水平较低的抑制性KIR受体KIR2DL4代表。它们的使用非常方便，因为理论上可以批量生产和“无限”生成CAR-NK细胞，在细胞数量、时间和成本方面都有巨大的收益。不过由于它们的肿瘤性质，这些源自NK-92细胞系的CAR-NK细胞需要在注射前进行照射，从而改变它们的寿命和分裂。尽管受到照射，它们似乎保留了它们的细胞毒能力，但它们的体内增殖能力发生了急剧变化，注射后7天内消失，需要多次注射。
在三名淋巴清除化疗后复发和难治性AML患者中，已经报道了在人类患者中使用CAR-NK细胞的一些证据，这些患者的 CD33-CAR-NK 细胞来源于 NK-92细胞系[39]。这三名患者接受了挽救性化疗，然后以增加的剂量注入抗 CD33 CAR-NK细胞（每位患者使用三个递增剂量的辐照 CAR-NK-92细胞）。每名患者安全应用多达 5×109个 CD33-CAR-NK 细胞，没有明显的副作用或3-4级毒性；只报告了短暂的发烧。然而，即使治疗耐受性良好并且重复输注的安全性得到证实，所获得的疗效反应也非常短暂，一名患者只有10天，另一名患者最多4个月 [39]。
在体外，慢病毒CD33-CAR载体在NK-92细胞中的效率远高于90%，但细胞毒性试验表明，与亲代NK-92细胞相比，对人 HL-60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系的细胞毒性适度增强[39]。CAR-NK-92细胞也已针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进行了探索。江等人报道了用抗 CD38 转导的NK-92细胞在体外以及在异种移植 NOD-SCID 小鼠模型中，对骨髓瘤细胞系和原发性骨髓瘤细胞具有很强的抗肿瘤活性 [40]，用表达抗 CS1/SLAMF7 CAR的NK-92 细胞观察到类似的结果 [41]。
为了提高源自NK-92细胞系的CAR-NK细胞的效率，最初用于T 细胞的第4代CAR在一个名为 UniCAR 的平台上生产。UniCAR 系统由两个元素组成：
（i）针对肽表位 E5B9 的 CAR-NKG2——一种非天然在细胞表面表达的抗原；
(ii) 称为目标模块 (TM) 的双特异性组件。这种双特异性模块在一侧表达 E5B9 抗原，另一侧表达对肿瘤抗原特异的抗体（图 2）。该构建体使 CAR-NKG2 细胞（通过E5B9抗原）和靶细胞（通过特异性抗体）之间能够接触。除此之外，效果可以立即停止（开/关效果），因为 TM 的寿命很短。一旦停止TM的稳定（连续）输注，TM就会被淘汰，UniCAR也会失活。事实上，该系统通过改变可以同时或以顺序方式给予的TMs来实现大量肿瘤抗体的靶向选择 [42]。
图2. UniCAR-NK-92 对 GD2+ 肿瘤细胞的作用
源自脐带血的 NK 细胞
脐带血是NK细胞的丰富而有趣的来源，因为国际血库有数十万个脐带血 (UCB) 单位可供使用。NK细胞占脐带淋巴细胞的15%至 30%。它们的表型比成人外周血细胞的表型更不成熟，具有非常特殊的特征，包括低CD16（低ADCC能力）、CD56 bright（比细胞毒性更具有增殖能力）、NKG2A+（一种抑制性受体，识别 HLA-E）和低 KIR（功能比其对应物少）[43]。然而，这些限制可以通过使用细胞因子和转染的离体扩增和激活来克服，并且根据笔者的经验，与来自血细胞的 CAR-NK 相比，来自脐带血的 CAR-NK 细胞在流式细胞术中观察到具有相同的激活特征。即使 UCB 中的 NK 细胞或多或少稀少，它们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增殖能力，并且对细胞因子刺激非常敏感，可以进行离体扩增。
由 Tezvani 等人带领的 MD Anderson 团队。最近发表了一项非常令人鼓舞的 I/II 期临床试验，该试验在 11 名患有复发性难治性 B 细胞恶性肿瘤（从非霍奇金淋巴瘤到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中注射来自新鲜 UCB 的CAR-NK-CD19 细胞（ClinicalTrials.gov ，NCT03056339）（图3）。用研究中使用的三种剂量之一（1×105、1×106或1×107每公斤细胞数）在淋巴清除化疗（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后。
值得注意的是，UCB NK细胞输注后没有注意到不良反应或毒性，特别是CRS 或神经毒性，试验中未达到最大耐受剂量。反应在注射后的第一个月迅速出现，在11名受试者中，有7名患者完全缓解，并在 Richter 转化中恢复到CLL状态。尽管如此，重要的是要展示一个事实，即一半的患者在注射NK细胞后接受了维持治疗，由来那度胺、利妥昔单抗、维奈托克或HSCT组成的综合方案。在注射后长达12个月内检测到NK细胞。最有可能的是，在 CAR结构中添加IL-15基因有助于CAR-NK细胞的长期存活，尽管持久性机制尚未阐明。
此外，一个可能且非常重要的技术挫折是直接从新鲜UCB生产 CAR-NK细胞，以及在生产后立即注射，没有任何冻存步骤。事实上，由于从冷冻保存的细胞中选择NK细胞的效率低，可能不应该推荐使用来自国际银行的冷冻保存的脐带血来生产CAR-NK细胞。根据 MD Anderson 团队的经验，从新鲜脐带血中扩增可能是一种选择——或者更确切地说，建立选定的冷冻保存的NK细胞库，这些细胞可以解冻和扩增以进行转导。还应注意的是，CAR-NK细胞在冷冻保存后活性有所降低，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CAR-NK细胞应在培养后立即给药。即使CAR-NK细胞的具体长期疗效难以评估，并且该工艺在冷冻细胞上的可行性尚待确定，但结果非常有希望[44]。
图3. 来自脐带血的 CAR-NK 细胞：CAR-NK 细胞的结构[45]，来自 MD 安德森中心。CAR-NK 细胞是从具有共刺激 CD28 结构域的经典 CD19 CAR 获得的，其中添加了自杀基因和 IL-15 基因。
来自外周血的NK细胞
如前所述，大多数采用过继性NK疗法（不包括CAR-NK细胞）的研究都使用了来自单倍体相关或不相关供体的细胞，并已在儿童和成人AML中显示出抗肿瘤反应 [29,46]。然而，缺点是需要从健康的成年志愿者那里收集细胞，这使得该过程比使用UCB稍微复杂一些。在细胞因子存在的情况下，一些简单的、符合GMP的培养条件可以将它们的扩增提高25-55倍 [49]。如果来自PB的NK细胞与CB NK细胞相比具有高细胞毒性，那么在CAR-NK疗法的背景下，供体在HLA不相容性方面的选择是否应该有所不同仍有待证明。
Leivas 等人的团队描述了一种可以使用和衍生自PBMC的方法[53]。在活化和扩增的NK细胞 (NKAE) 和记忆T细胞 (CD45RA-T 细胞) 之间选择效应细胞。NK或T细胞在与NKG2D-4-1BB-CD3z-CAR 载体一起培养后转导，使用在NK和T细胞上表达的 NKG2D 激活剂受体，以及用于转导的4-1BB（见上文）。NKG2D 具有特定的配体，包括 MICA、MICB 和 ULBP，它们在应激细胞和许多肿瘤细胞上表达，特别是在多发性骨髓瘤中。在体外，记忆T细胞的转导比其NK对应物更稳定。然而，CAR-NKAE细胞在体外对MM细胞表现出更强的细胞毒性，同时保护健康细胞免受损伤。此外，在他们的小鼠异种移植骨髓瘤模型中，与T细胞相比，CAR-NKAE细胞表现出高效的细胞毒性和增强的抗骨髓瘤活性。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 Cas9/RNP 和腺相关病毒基因递送的 CRISPR 靶向 CAR 基因插入。使用这种技术，产生了具有不同跨膜和信号结构域（CD4/4-1BB+CD3ζ 和 NKG2D/2B4+CD3ζ）的靶向 CD33 的CAR-NK，并且似乎在原代NK细胞中显示出增强的抗 AML活性 [54]。
源自 iPSC 的 NK 细胞
诱导多能干细胞 (iPSC) 是经过基因重编程成为多能干细胞的分化细胞。成熟分化细胞重编程为 iPSC 的过程包括对细胞进行基因改造，使其表达四种基因：Klf4、C- myc、Oct3/4和Sox2，从而具有与胚胎干细胞相同的特征。因此，分化的成人重编程细胞获得了无限增殖的潜力，并且在加入特定生长因子后可以分化成任何细胞类型，这使得它在许多医学领域都有用武之地——特别是再生医学、细胞疗法或遗传病的模型化。这一发现获得了 2012 年诺贝尔医学奖，授予神户大学（日本）研究员山中伸也 [55]。
由于它们的永生特性，单个iPSC足以生产和生成通用的 CAR-NK“现货”产品。由iPSC产生的NK细胞具有不成熟的表型，具有低CD16、高 NKG2A和低KIR，具有较差的细胞毒性，但具有非常重要的增殖能力。为了增强它们的细胞毒性并使其持久存在，可以添加用于表达CD16 和 IL-15 或 IL-2的基因 [56, 57]。
FT596产品是第一个“即用型”、通用和同种异体CAR-NK细胞产品，源自iPSC技术，并且已经获准在美国用于临床研究 [58]。它由针对NK细胞优化的抗CD19 CAR组成，具有激活剂受体 NKG2D的跨膜结构域、2B4共刺激结构域和 CD3ζ 信号传导结构域。添加了两个关键成分：
(i) 一种新型、高亲和力、不可切割的 CD16 Fc 受体 (hnCD16)，可在没有负调控的情况下实现肿瘤靶向和增强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并结合靶向治疗性单克隆抗体肿瘤细胞；
(ii) 促进细胞因子非依赖性持久性的 IL-15/IL-15 受体融合蛋白 (IL-15RF)（图 4）。当与利妥昔单抗（抗CD20）等单克隆抗体联合使用时，FT596的hnCD16 Fc受体与覆盖肿瘤细胞的单克隆抗体的Fc部分结合，激活NK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增强ADCC。IL-15RF促进NK细胞和活化的抗肿瘤 T 细胞的细胞毒性。
ASH 2020期间的一份通讯报道了一名76岁女性在接受八线治疗（包括 ASCT、自体过继 T 细胞治疗和活化的半相合NK细胞）后复发难治性 DLBCL 的病例 [59]。
图4. 源自iPSC的 FT596 细胞的作用机制
该患者在淋巴清除单药治疗后接受了独特剂量的30×106 FT596 细胞。除了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外，没有报告与FT596细胞相关的副作用。在1个月阈值的肿瘤反应评估显示基于 2014 Lugano 标准的部分反应，18 F-Glu 吸收减少超过70%，肿瘤大小减少超过 50%。该患者的第二剂 FT596 正在进行中。一项 I 期研究也在进行中，估计有 285 名患者入组（clinicaltrials.gov：NCT04245722）。
同种异体 CAR-NK 细胞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视角，可以解决使用自体CAR-T细胞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迄今为止，同种异体NK细胞面临的主要挫折是它们相对较短的作用持续时间，以及缺乏标准化工艺。与CAR-T细胞相比，CAR-NK细胞疗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起步阶段；截至2022年5月1日，共有35项试验涉及CAR-NK细胞，与临床试验网站上涉及CAR-T细胞疗法的1181项试验相比，证实了这种创新疗法的数据较少。CAR-NK细胞疗法在抗击癌症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论证。
本文转载自“细胞王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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