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关中医废存之争论，舆论似乎又以一边倒的趋势，把矛头指向了妄想消灭中医的个别人士。从新闻媒体及各种支持中医的团体的会议及宣言的内容看，均淡化中医在现今濒于灭亡的现状，忽视如何去保卫中医不被消灭的办法；卫生行政部门能否制定使中医能在不受干扰的环境下起死回生的具体措施等等。却都热衷于与妄图消灭中医的个别人士打笔仗和口水仗，这样就中了这些妄图消灭中医人士的奸计：他们在替卫生部“挨骂”，将人们对中医存亡的注意力从卫生部转移到他们头上，只要卫生部不被追究责任，继续保持现状，能拖上多久就拖上多久，中医就有可能被拖死！自1982年以来，卫生部开始明确执行了一条以中西医结合代替中医的极具欺骗性的消灭中医的路线。当这条错误路线被《挽救中医》一书披露出来后，社会上反中医人士对中医的诬蔑、诽谤之文章和言论一时大量流行，某些个别人士甚至连本民族的根本利益都不顾，疯狂地对中医进行诬蔑和否定。个中原因，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们在用移花接木的伎俩，妄图瞒过广大善良的人们，把人们对中医存亡的关心和对否定中医言论的愤怒引向他们，达到保护卫生部的目的。因为他们很清楚，没有卫生部消灭中医路线的行政权力，就是给他们一万张嘴，出一万本书，也不可能将中医消灭掉。我们从这种现象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社会上反中医人士极力鼓吹中医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中医不科学，继而要取消中医，实际是在配合卫生部，让人们的视线转向他们，为卫生部脱开责任。而卫生部也心领神会，在万人签名取消中医刚刚开始之际，马上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以维护中医的姿态给人以反对取消中医的形象，来了个金蝉脱壳，将取消中医的罪名推到了个别人士身上，从而上演了一出心照不宣的双簧戏。
历史上反对中医的臭名昭著人士是1929年提出“废止中医案”的余云岫，他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他的提案被当时民国政府卫生部所推崇，并在全国卫生大会上通过，如果没有卫生职能部门行政权力的支持，他是不会在中医界这样臭名昭著的。所以，我们不要为社会上少数公开反对中医、瞧不起本民族文化中的瑰宝－－中医－－的人士叫嚣而生气，这些人士也只能是叫嚣而已，与余云岫不同的是，现今新中国的卫生部虽然也是在消灭中医，但是，有1953年中央对实施消灭中医政策的当时卫生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贺诚与副部长王斌的撤职处分的前车之鉴，是不会公开支持他们消灭中医的主张的，二者虽然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
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光凭这些反对中医人士的叫嚣，中医是不会被消灭的，也是不足为奇的。看问题要从宏观上去把握，中医在现今濒于灭亡境地的始作俑者，不是这些反中医人士，而是卫生部长期利用其职能部门的行政权力造成的。不去追究卫生部的责任，而去与几个妄图消灭中医的个别人士论战，就脱离了宏观而注重了微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卫生部消灭中医是有具体行动和结果的，这个责任是必须要追究的。中医的真正复兴，文革前，在党中央、毛主席坚决发展中医的路线下，经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及中医界的努力，已经有所起色：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的支持下，中医高等教育办成功了，中医医院在各地都已建立起来等等，可以预见，中医大发展的基础已经打好，一改旧社会中医所受的凌辱欺压、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医在那时是真正挺起了腰杆，扬眉吐气，蓄势待发。但是，在文革中这一切均遭到破坏。文革后，1978年，老干部纷纷“解放”恢复工作。重新上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根据当时拨乱反正的时局，对文革后的中医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做了大量工作。他对中医状况的调查报告，以卫生部党组的名义上报中央，被中央肯定，并以中央1978（56）号文件下发，在报告中，最早提出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的工作方针（简称三支力量）；1980年，在全国中西医结合会议上再次重申了被中央肯定的三支力量的工作方针。
其后，还有一个历史事件对中医来说是不能不知道的。这就是被中医界一致称为是中医翻身的历史性会议即衡阳会议的召开：1982年，在吕炳奎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为着重解决中医教育和中医医院的西医化状况，卫生部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因在湖南衡阳召开，简称为“衡阳会议”）。会议提出了如何改变中医教育西医化与临床西医化问题的措施，受到了当时中医界的热烈支持，中医们欢呼中医有救了。然而，自衡阳会议之后，吕炳奎就被通知退居二线，没有了行政追诉权，中医界失去了为中医可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中坚，仅仅在会议开完一个多月后，在卫生部里反中医人士的周旋下，衡阳会议为中医所做的复兴措施被搁置，致使中医界所期待的复兴成为泡影，随之而来的是三支力量方针被否定，继之以中西医结合代替中医，欺骗了中央也欺骗了广大人民。至此，中医在之后的短短25年后的今天，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走到了濒于灭亡的境地。其个中原因，主要还是卫生部依然是西医统治中医，不给中医话语权、行政权，其间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均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设置了人为的障碍。衡阳会议原本要解决的中医高等教育及中医医院西医化问题的措施，被束之高阁。25年来，从中医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几个能成为合格的中医生，中医院则已经"西化"的与西医院几无差别。实际上，卫生部自衡阳会议后，不但否定了衡阳会议纠正中医西医化的措施，否定了中央同意的“三支力量”的工作方针，反而确定和执行了一条带有欺骗性的消灭中医路线
--------即以中西医结合来代替中医的路线，公然反对三支力量的工作方针。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在这条错误路线下，《执业医师法》将民间中医：“学徒出身的中医、自学成才的中医、家族传承的中医（即没有文凭的中医）”均排斥在中医队伍外；将民办的中医学校及国家中医自学考试取消；对个体中医门诊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定性为盈利性医疗机构，并排斥在国家医保之外；将医疗机构分为非盈利性机构和盈利性机构，人为的制造不平等竞争；强化了中医药大学的西医化教育；中医医院的西医化程度几乎达到了与西医医院乱真的地步；没有一家真正的纯中医医院；把持舆论，控制对中医的正面报导；为了商业垄断，对一些西医的不治之症，从不把中医介绍给患者等等，上述这些，只是表面可以看到的现象。更深层次的原因就牵扯到国际上垄断资本为抢占中国医药市场，进行的消灭中医的的阴谋策划；以及中国文化全面西化的现实背景，这些都是中医生存的杀手。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中医要真正得到复兴，首先是要给中医独立行政权，摆脱卫生部西医化的统治；其次，指定真正有领导才能的、并且是铁杆中医，不为名利、敢于与消灭中医的逆流作斗争的人担任第一把手；并能坚决贯彻衡阳会议对中医教育和中医医院西医化的整改措施，坚持三支力量方针，废除一切限制中医发展的法律及法规等等，如此下来，有十年时间，中医就可以从濒于灭亡的境地起死回生。届时，中华民族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中医学，将真正担负其全人类的健康保障。
现时的复兴中医，为什么必须回到1982年衡阳会议的路线上来呢？道理很简单，中医在文革前的发展，基本上是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并且已经培养出来了一批中医的新生力量。而且，对中医在文革中遭受的破坏程度，进行具体调查并做出报告和制定措施的人，是中医界公认的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他对中医事业的状态及其发展战略是胸有成竹的，他对中医事业的领导经验是中医发展的宝贵财富，因而，他提出的对中医复兴的措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自衡阳会议至今的25年来，再回过头来看这些措施，不是很清楚吗？现今中医行业的领导，均没有达到他对中医认识的高度，不可能一上台，就能拿出符合中医正确发展的指导路线。所以，先回到衡阳会议对中医发展制定的措施上来，然后，再通过实践对实际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这样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如果抛开衡阳会议重新制定中医发展的措施，一旦有误，将会对中医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现时的中医已经经不起时间的耽误和拖延了，从这个角度讲，回到衡阳会议是复兴中医最捷径的路子。
笔者呼吁中央政府按照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批准成立中医部，真正给中医独立行政权，破例任命吕炳奎生前推荐的干部担任第一把手，并给予中医优惠政策，使中医能顺利渡过难关，复兴起来。在中医教育上，历史已经证明，文革前中医学院教育出来的学生是有水平的，并且他们已经成为当今中医界的栋梁，以科学院院士王永言为代表的一批有学术地位的中医师，大多均是这个时期的毕业生。因此，对中医教育的探索应该先回到文革前的教育模式中去，然后再去探索，这样可以节约大量时间，也不会走弯路；中医医院则必须按照中医的四诊八纲进行诊断和治疗，中医师如果不会以四诊八纲即切脉辨正论治，那就要回炉重新学习。中医医院就是要以中医为主，给中医合法的治疗权。例如中医医院没有烧伤科，中医师徐容祥的烧伤药“湿润烧伤膏”成了西医治疗烧伤的专用药；中医医院的住院部主要是以西医手段在为病人治病，其原因是要以卫生部颁发的治疗规程为准，而治疗规程只适用于西医。故，如果现在对中医只做表面文章，而不去触动根本，中医照样无法复兴。
今天，我们纪念25年前的衡阳会议，就是希望中央能给中医独立行政权，责成新的中医行政管理部门，重新贯彻和落实衡阳会议对复兴中医所制定的措施，真正体现出三支力量中的中医力量，体现出它将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安全的保障，这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别无分店的优势。在此认识上，成立一个既要管理中国境内的中医发展与治疗疾病，也要加强对全世界各国的中医传播的中医部是必要的，中医要在这个部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即惠及中国人民也要走向世界惠及全人类。为中医的复兴，为使它重新成为中国人民健康的保障，才是目的所在。当中医聚集和恢复实力后，才能为全人类的健康保障做出贡献。中医的前途是光明的，其复兴的道路是曲折的，愿中医界的同仁以及中华民族共同努力，为中医复兴的成功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