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楼、碎蛇、甲片等野生小品种药材一天比一天短缺，面临枯竭！”11月21日，在成都召开的国家工信部中药材项目工作培训会上，由中药材天地网承建的国家级“中药材产业信息监测预警平台”首次发布，就为多种野生中药材拉响濒危警报。
从平台上长达十几年的监测和数据汇总可以看出：超过四成的野生药用资源正在严重枯竭，未来数年可能出现断档、甚至无药可用的局面；受此影响，中药材价格也将出现“天价黑洞”。
最新发布的《四川中药资源普查市场调研工作报告》也加重了这份担忧。报告显示，因野生药用资源具有无法恢复的特点，随着资源的减少甚至消失，我国中药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一场保护稀有药材品种、阻止竭泽而渔的战役迫在眉睫。
珍稀野生中药材不同程度“告急”
提及冬虫夏草、川贝母、金龟莲等野生中药材的生长状况，在马边县从事中药材采收近20年的阿克石波连连摇头，“九十年代初上山采药时，漫山遍野的药材要啥有啥，现在……”
告急的不只是马边县。承担《四川中药资源普查市场调研工作报告》撰写的专家组副组长、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信息中心副主任蒋尔国在描述省内珍稀药材现状时，更是频繁用到“稀缺”、“锐减”等让人心颤的词汇。
他的团队，在60多个经验丰富的采药人带领下，对省内的红原、松潘、宝兴、石棉、马边等14个中药材原产地进行了20多次摸底调查后发现，四川的冬虫夏草、川贝母、大黄、秦艽、重楼、红景天、金龟莲等几十个珍稀野生中药材品种萎缩严重，“比如重楼，九十年代全省年产量可达300吨，但去年省内不足100吨，全国也就300吨不到；金龟莲七、八年前全省年产量上千吨，去年产量仅为十分之一；对海拔有特殊要求的红景天产量也比上世纪末锐减一半……”
市场流通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有着十余年中药材采购资历的曾斌坦言，因为药材短缺，现在大宗的生意都是依靠省内外药材交叉品种互调来弥补，“即使如此，以前那种上吨位的交易也萎缩了，资格的野生小品种更是难以寻觅。”
没有川药不成方。稀有品种产量锐减，已让中药产业链的中、后端受到波及，甚至“割断”部分产业链。某些在市场上有着刚性需求的药材不得不寻求更多原料渠道。以重楼为主要原材料的云南白药，已开始向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老挝等国进口。“去年总共进口了400吨重楼，这也导致了重楼首次出现了进出口逆差。”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依靠进口的药材数目和数量有可能还会增加。
产量的下降也让本身就很珍贵的野生中药材更加金贵。“中药材产业信息监测预警平台”显示：重楼在2002年的价格还稳定在3元/公斤左右，如今批发价已是300元/公斤，零售价达到700元/公斤，金龟莲也从过去的每公斤几元钱涨到现在的30元。
“竭泽而渔”是罪魁祸首
越少越贵，越贵越采，越采越少，野生中药材正陷入恶性循环。曾斌认为，长期以来基础科研与生产力转化脱节、重视程度不够、以及只计采收成本不计资源成本的“竭泽而渔”，是让野生中药材陷入危机的主要推手，“总的说来，人为因素首当其冲。”
蒋尔国更是用“痛心疾首”来形容无序采挖的现状。他说，只要是价格高的野生药材，都遭遇着毁灭性的采挖，“不按季节采收、不遵循采大留小、采密留稀、合理轮采的原则，让药材资源因为人为因素加速枯竭，如白及、重楼，种子都没有成熟落地，药材就被连根拔起。”专家组还发现，采药者对野生稀有品种的过度开采，已殃及到了常态品种，“海拔高的地区，药材资源本来非常丰富和平衡，但由于长期过度集中倾向于某几个品种，反而让鱼腥草，金钱草等资源无人问津、白白浪费掉。”
多位采药者也向记者证实：野生资源枯竭程度和采挖方式是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白及，10多年前每公斤才卖8元，现在卖200元，价格高了后，大家盯着它采——本来秋天才能开始采摘，很多药农四、五月份就已经开始四处刨找。重楼处境更为严重，8月份才到采挖期，但因为值钱，所以就算是在大雪封山的2月份被采药者遇上了，都必定被挖得根都不剩。”理塘县的采药人多杰也很痛恨这种杀鸡取卵式的采挖，他认为这等于是让药材直接被“绝杀”，这也导致了很多以此为原料的中成药却不得不面临限产或停产的困境。
“毕竟很少有企业能够像云南白药那样，既有储备库来应对市场变化，又有资金进口药材。”据“中药材产业信息监测预警平台”显示，部分药材譬如山豆根，在3-5年内必定出现断档，“一旦出现无药可用的局面，代用品或者伪品就有可能被参与进来，这对用药安全将造成影响。”两年前，在马边县等地就已出现了仿冒的重楼。
“就算是真货，野生中药材的药效也在减弱。”曾斌还有另一重担忧：一方面，提前采挖让药品尚未成熟就投入使用；另一方面，环境的破坏和不规范种植也让中药材重金属、农药残留含量超标，严重影响药效。
合力才能杜绝“警报”再起
岌岌可危的野生中药材不能坐以待毙。
尽管大面积种植、寻找药效相近的替代品等为野生中药材枯竭速度“刹车”的方案不断被提及，但包括蒋尔国在内的众多专家都显得非常谨慎。“哪些野生小品种可以进行人工种植、如何种植、种出来后能不能用？这些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据蒋尔国的了解，目前已有些药业巨头在实验室中尝试对野生药材的根茎用药，使其膨胀、发达，以实现简单复制，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多杰也记得，曾有药农用化肥催大重楼，结果被买药人斥为
“假药”，“重楼的根部呈节状，每个节代表一年，好的重楼都有五、六节以上，这是它缓慢生长、吸取自然精华的象征，化肥催大，性状什么的都发生了变化。”
人工种植还面临其他更大风险。曾斌说，野生中药材的生长周期比普通药材更长，如重楼需要7至9年左右，“9年是个什么概念？它的种植成本怎么测算？这期间的人力物力的消耗有多大？如何评估天灾等风险？”他认为，在没有经验和科学的论证下，不会有种植基地或药农愿意冒风险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药业巨头也不一定敢轻易尝试，“你可以用钱买下整座山来种药，但你等得起九年吗？”
出路何在？
“只有政府和企业合力，才能积极应对。”蒋尔国结合调研的经历开出“处方”。他认为，企业在投入资金建立实验室，加快野生药材人工种植研发的同时，还可以投入一定资金反哺种植基地和药农，“对稀有品种应该形成订单式的交易模式，不管生长周期是几年，签订了协议后，基地和药农种植户才能吃下定心丸，愿意参与进来。”
云南丽江去年已出现首例由企业提前买单、药农负责种植重楼的案例；而太白县咀头镇沪家塬村在秦艽（主要治疗乙肝）的人工种植上，也通过
“企业向合作社提供种子并派技术人员指导，药材采收后由企业统一按市场价收购”模式获得成功。
曾斌则建议国家制定相应的保护区，对濒临灭绝的药材严禁滥采滥挖，在加大对科研项目扶持的同时规范收购商，制定仓储标准，以保证药效的质量不会在源头就开始打折。
或许只有多方合力的有效尝试，才有望在下一个九年里，不至于被“警报”出更多的濒临灭绝的野生中药材。
十年重楼的质量变化，明显个头变小，内在品质也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