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张可亮 文化政治经济学
这是7月20日，在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与曹明星院长和龚海老师一起对谈的部分发言。
我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系统的思考了中国接下来面临的问题：
治理体系和经济体系契合的问题，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多重身份的问题，
政府和市场到底是何种关系问题，
从政府和市场的二分法，扩充为政府、市场、社会三分法的问题，
以及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宗教现代化的问题。
不一定对，抛砖引玉，感兴趣的可以文末扫码入群，一起交流、探讨。
重效率的人被称为右派，他们崇尚自由。
重公平的人被称为左派，他们强调平等。
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体制，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又是一个维护公平的制度，它俩之间是有矛盾的。
但这种矛盾不是从来就有的。当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没有矛盾的，因为都是他们政治上讲平等，经济上公平。
当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以效率优先的时候，矛盾产生了…
文章结构
01 不凡的来路：重构
02 最终的使命：复兴
03 最大的问题：治理
04 最弱的领域：社会
05 政府的角色：纲纪
07 三个现代化：相契
01
不凡的来路：重构
1848年到1949年这100年，我们中华文明在现实中是一个被欺凌的过程，被打的七零八落，在文化上是一个失范的过程，我们传统的文明被打的魂飞魄散。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国家需要重建，我们的精神也需要重新凝聚。
毛主席带领我们重建了家园，重构了文明。
在理念价值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有（当然后来它也打倒孔家店）。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加进来了，后续提倡的雷锋精神、大寨精神，都是新的理念价值，最核心就是提出“为人民服务”，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在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个人实现了永生，就这个意思。这跟我们古代的儒家的“成仁成圣”“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个逻辑。
规范价值就是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等，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规范价值是这么建立起来了。实用价值就是经过三大改造，我们建立起了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后，我们做出了调整，发生了变化。
变的是什么？变的是实用价值，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渡。规范价值，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规范价值是基本没动的，但改革开放后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进来了，规范价值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其实在规范价值里边也有。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要推西方的那种所谓的县政改革、三权分立。
改开后我们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这个变化，现在看是对的，我们不能全部是计划经济体制，我们还是探索出来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是基本上定型了。这次三中全也讲了，要建设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对之前经济领域的肯定，不过还要再把它优化一下，让它高级一些。
02
最终的使命：复兴
开完三中全会，后续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那就是建立一套适用现代化的完整的内部逻辑自洽的价值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上面说我们的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已经定型了，但我们目前在规范价值（政治）和理念价值（文化信仰）还是存在问题的。如果要实现现代化应该怎么解决？
目前大的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对下如何与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相契合，对上如何与中国的理念价值相契合。
一套文化价值体系它的三个层次必须要内在自洽，如果不自洽，就是混乱的，它们之间会打架，就像三个齿轮不配套是转不起来的。我们目前的这套价值体系现在是不怎么契合，还有很多的问题，必须要契合才行。
怎么契合？需要文明重构。
我们目前实用价值基本上不用变，就是两点论，市场也要有，发挥政府职能也要有。通过三中全会的表述，我们认为这方面通过前三四十年的探索已经比较成熟了，就稍微再去修修补补就可以了，有这个意思。
三中全会决议的核心重点，应该是讲到了要实现治理体系跟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说法我认为就是要让中国未来的规范价值跟已经成熟的实用价值相契合，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要契合。
上层建筑（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不会变，这是所谓的“政体”是不会变的。但是治体，也就是治理能力、治理体系，是未来深化改革的重点。不是去改“政体”而去改“治体”，这就是您（龚海老师）刚才讲到的体系、体制、机制跟制度的问题，我们国家要在这些方面去不断的改革完善。现在我们是规范价值的四梁八柱在这儿，但是如何有更多的体系、体制、机制和制度，让“政体”有血有肉、丰满完善起来，这个还没有完成。
理念价值也有问题。
刚才说了理念价值很难变动，世界上三大主要文明体系：儒家文明（东亚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的，包括日本韩国都受我们影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跟土耳其非常像，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之后，这一百多年，它们的政治正确是什么？凯末尔要将土耳其变成一个像西方世界一样的世俗社会，这一百多年，在公共场合不允许讲伊斯兰教，但是民众在家里依然还是按照伊斯兰教教义的要求在做。现在总理埃尔多安又要改回去，让国家重新伊斯兰化。我们现在也开始要跟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应该怎么结合？这个至今未讲清楚。
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的就是这个，都讲了7年了。第二个结合，不是文化价值体系的三个层面都去结合，关键和重点是理念价值的结合。那些说在资本市场也要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请问结合啥？资本市场属于实用价值范畴，不需要结合。政治上规范价值上，可以结合，我提的是隆礼重法，既要有法治也要有礼治。
统一理念价值，彻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让人民回归中华传统信仰，就是“道统”的问题。我们是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化，这个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理念价值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容纳到中华文明体系里边来，是在最高层次（理念价值）上实现融合。
在统一的理念价值指导下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政体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所谓的治体，要完善法治也要重视礼治（是不是市场经济层面是法治，社会生活层面需要礼治？）加强吏治，重塑公务员队伍。
我们考察干部，特别注重“外王”，外王就是要求能力非常重要，但是“内圣”的修养这个方面，有没有考察维度？怎么考察？可能有欠缺。这就造成什么后果？干部能力都很强，回头都被抓了。这些人能力越是能力强的越被抓，因为能力强他责任就大，权力就大，腐败的机会就多。
现在搞反腐也带来一个公务员的动力问题。
当公务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收入太低了，有什么动力来做好工作。说实话可能有些公务员就为了贪污腐败的，才去当公务员。现在贪污腐败不了了，以后权力被监督、被关在制度里，权力没法变现了，他的动力何在？以前是当官为民做主，当父母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老百姓都尊重，觉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现在整个社会对公务员队伍的印象，好像只要是当官的都是腐败的，为官一任霍霍一方，公务员的社会尊重程度降低了或者没有了的话，公务员怎么愿意干？
在统一的理念价值指导下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其实政体的问题主要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所谓的治体，然后用理念价值和规范价值来要求、指导实用价值，也就是指导经济改革。经济改革里边涉及到了有国企、民企，市场跟计划这些东西。但最核心的您（龚海老师）刚才也讲到了重新构建我国的金融体系财税体系，因为我把财税体系也放到金融里边，我把金融定义了一个相对宽的概念，财税也是金融。
规范价值说完了，下面说实用价值。
中国未来在实用价值层面核心就是用金融来驾驭资本。我不细说了，我一直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金融，我党只要把金融抓住了，其他的民营经济这些东西都不用去管出具体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也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通过金融来驾驭资本，理顺权力跟资本的一个关系，包括如何理顺如何驾驭，还有让资本跟劳动结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实际上包括资本市场，包括构建国民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营体系，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金融是核心。
03
最大的问题：治理
上面是我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和逻辑做了分析，如果大家认同、掌握了这套理论，你会发现我们国家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不匹配。
龚海老师刚才说的“效率”跟“公平”是从经济的角度讲的，从政治的角度就是“自由”跟“平等”的问题。
讲效率的那些人被称为右派，他们崇尚自由。讲公平的那些人被称为左派，他们强调平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效率优先的体制，但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又是一个维护公平的制度，所以它俩之间是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不是从来就有的，当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是没有矛盾的，因为都是他们政治上讲平等，经济上公平。当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开始以效率优先的时候，矛盾产生了，我们的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开始不契合了。
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也是必然的，但是在改开之初是不让争论。发展到现在40年，这个问题不得不说了，因为它们俩的摩擦、冲突非常严重，不得不改了。所以大家都在讲改革，但是讲改革是两种改法：一种是说政治体制应该改革，应该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经济基础，另一种是说政治上没问题，是经济体制效率讲的太多了，市场化太过了，应该往回撤一撤，应该改经济。这个矛盾冲突是现实的，那到底应该怎么改？现在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
我觉得就是三中全会说的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治理能力、上层建筑如何去适应经济基础的这个变化。这么讲偏理论，我讲点大家比较好理解的。
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我们国家是怎么治理的？是靠单位来治理的。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单位，你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由单位管，结婚都得单位给你开证明才行，孩子上幼儿园、上学，家庭住房，看病养老都是单位给你解决，很多单位都有自己的医院，甚至自己的公安局。
在广大农村，所有人都在人民公社，都在村集体，都在生产大队，都在一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治理其实是很容易的，是把社会的职责都分解给单位和人民公社或村集体了，这个单位它既是一个经济体，又承担着政治职能、社会治理职能，它是个综合体，每个单位跟个小国家一样，小社会一样。
这时候，我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是相契合的，经济有计划，社会治理有组织。人财物都是组织起来的，但是这也容易压抑了人的自由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之后就变了，国有企业开始减员增效，让你下岗，然后剥离社会职能，单位以前的幼儿园、学校、医院全部剥离出去，甚至国企也抓大放小，开始卖了。卖给谁了？给了市场。教育、医疗、住房，都市场化改革。也就是从免费变成了收费。单位跟员工的关系就只剩雇佣劳动关系了，其他的所有的关系都没了。这个人全部就变成个体的人了，不再有组织，不再有管理了。
八九十年代，社会上出现了很多问题偷、盗、抢，很多矛盾产生了，社会开始乱了，原因就是单位把很多职能取消，推向了社会，但是社会治理体系没有跟得上这种改变，没有适应经济基础的快速变化。
现在要去做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去匹配现有的这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04
最弱的领域：社会
我这画了个图，改开前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大体分三块，政府是一块，城市里边国有单位是一块，农村的公社、生产队是一块，这三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体系，政府的这块缩小了，国企的这块就更小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基本没什么组织力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就从这么大变成这么小了，剩下的都给了谁了，都给了市场。
市场是政府、国企和村集体让出来的，组织化体系化的运行让位给了非组织化、市场化的运行。但是这对么？事实告诉我们好像也不完全对。
问题在哪呢？我认为政府行政权力退出之后，应该归于社会化的领域，也被市场化了。
我认为现代社会应该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分的，而不是政府和市场的二分的，“社会”这块要单独拎出来。比如涉及到民生领域、社区、行业协会等这些领域，是社会的东西，不应该一刀切地市场化。接下来不能一说改革就是政府简政放权，行政权力退出，退出给谁？放权给谁？不能全部是让给市场，有些是需要放权给社会的，或者说是市场化跟社会化相结合。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市场化改革跟社会化改革是不一样的。即使是应该市场化的领域，那也需要看改革后，是自由竞争的市场，还是会迅速变成垄断的市场，但不管时间长短，自由竞争导致的结果就是垄断。当这个市场很容易形成垄断市场的时候，那就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资本寡头说了算，这样的改革会提升人民的福祉吗？该给社会的东西都给了资本寡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表现。鉴于很多领域都市场化了，我认为后续改革的方向应该考虑如何社会化，把社会也做大。
05
政府的角色：纲纪
稍微再展开一点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说的其实是非常含糊的，大家一听好像明白，但细说可能并不清楚。市场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是要做到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还是二者需要互相配合，在所有的领域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不过有主有次？这是一定要往下深究的，要去细分。
文一教授说市场是一个昂贵的公共品，是需要政府花大价钱建设的。我觉得我国政府既是市场的建构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还是市场的参与者，它的身份角色是多样性的。
首先我们国家主导了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了这套市场经济，它是市场经济的构建者，同时又是市场的管理者，通过工商局、税务局等监管市场活动，第三各级政府也是市场里一个重要的经营的主体，政府也在参与在市场里边（商业模式是“to B”“to C”还有“to G”）。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其实还有个身份，主办方。
“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是应该发挥政府哪个角色的作用？作为构建者的作用，还是作为管理者的作用，还是作为参与者的作用？或许三个角色都应该更好的发挥作用。
昨天晚上跟曹院长还聊了，就说我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能应该是纲跟目的作用，纲举目张，如果市场经济是一张大网的话，政府要发挥作用就是纪和纲，“用民有纪有纲，一引起纪，万民皆起；一引起纲，万目皆张。”
市场经济体系里的“纲”“纪”是政府必须要做的，比如市场经济体系需要的资本市场、需要银行、需要各种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比如我们近些年还提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概念，这些是政府必须要去做这样的，不能退出来完全交给市场。但美国就是全部退出来，美国的央行美联储都是私人的，美国的整个的资本市场基本都是华尔街大鳄说了算。但我们与之不同，在这些领域政府要更好的发挥作用。
再举个例子，政府构建市场机制，就好像建一个商场，政府要先花钱把商场建起来的，市场机制是什么？就是让商户，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来租商场里边一个的店铺做生意，市场主体来自己经营商铺，卖衣服卖食品卖家电，这些由商户去决定。政府负责设计规则体系，经营好商场，服务好商户，获取租金。
06
三个现代化：相契
《决定》中说：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我一直说，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都要现代化。
经济的现代化
这相对好办，在四十年的基础上，实现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认为重点就是要搞清和理顺政府跟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我之前也提出来解放方案的核心是抓住金融，今天不细说了。
政治的现代化
也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认为重点是如何去匹配市场经济体制，这既是实践的要求，也是文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不能再稀里糊涂了，应该非常清晰，就是应该跟经济基础相匹配，不能再是两张皮。但是在治理方面不能再用政府、市场的二分法，而是用政府、社会、市场的三分法，要划分清楚哪些领域哪些权力是政府的，哪些社会的，哪些是市场的。党中央为什么又成了社会工作部，这个变化就非常重要，可能已经想清楚了这一点。在社会的领域，政府和市场都不合适，那就是一些商会、协会、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也非盈利机构来做。但是我国社会这个领域的发育还不够，非政府组织很容易走偏，不是党的领导，就是钱的领导，资本的领导，甚至是境外政府甚至境外资本的领导，所以还不能随便搞了一堆非政府组织就不管了。
举个例子，我们的舆论、新闻领域为什么出了那么多问题？以前报社等媒体都是政府拨款，后来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市场化了，要自己生存要发展就需要报社自己去赚钱，那自然谁给它钱，它就会服务谁，资本给它钱，它就开始给资本说话。媒体的广告收入从哪来？当年房地产有钱，房地产商给报社钱，报社不就为地产商服务嘛。
文化的现代化
我认为文化的现代化这事，我们已经走过头了，应该往回走，回归。为了现代化，我们把我们的理念价值也都打倒了，把几千年传统文化全部抛弃了，现在应该往回走，回归一下。
文化的现代化是什么？
一定是我们传统价值体系的根不能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信仰不能丢，也就是传统的理念价值不能丢，但是规范价值跟实用价值是可以换的。文化的现代化不是说必须要全部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而是指传统的理念价值要做出修正，可以允许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现代化，有了现代化的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政治和经济才能实现现代化，而不能是原教旨主义，需要接受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世俗化。但是它核心的理念价值，核心的宗教教义不需要现代化也无法现代化，因为核心的信仰是亘古不变的，这就是文化的现代化。
西方社会已经现代化了，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都实现了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实现的，我们东亚儒家文明也处于现代化之中，伊斯兰文明如何现代化？就是需要按照上面所说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原理来做。这里不多说了，可以参照《三中全会前瞻|现代化必须经历“宗教改革”》
总结来说，要通过中国式的现代化，让中国实现文明新形态，就是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在当前这套“政体”之上，完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治体”，这套治理体系要跟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然后通过“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文明，在理念价值上实现回归，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再引用一下，我书稿中的一段话结束：
有机的融合儒释道马，中华文明也将再次升级，重构升级后的中华文明将以“与命与仁”为终极关怀，以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理想为理念价值，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规范价值，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实用价值，组成完整自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新的中华文明价值体系，既在理念价值层面实现了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回归，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本色，又将在规范价值和实用价值层面实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超越，顺利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重构后的中华文明，必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张可亮，公众号：文化政治经济学人类文明之光：中华文明的回归与超越
